採访要的不是「已知很有趣的东西」,而是「好像很有趣的东西」

2020-07-12|浏览量:657|点赞:747

採访要的不是「已知很有趣的东西」,而是「好像很有趣的东西」

我发自内心认为,催生无聊杂誌的正是「编辑会议」。不管在哪家出版社,开会(有时也会让业务部参加,视情况而定)决定企画都是常态吧。比方说,每个礼拜一在中午前开会,每人提出五个提案,所有人一起讨论。

接着大家开始一个一个抹杀彼此的提案,这不有趣,这也不有趣。有提案倖存下来获得採用,再分配给某人:「这由你负责。」从那时间点开始,负责人的採访动机就已经是零了,那又不一定是他想做的内容。

「会过的企画」是什幺?就是内容大家都懂的企画。要让大家懂,就得进行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简报。简报当中如果没有案例就会缺乏说服力,而案例不外乎是这杂誌採访过、网路或电视上有报导。「看,这幺多人做过。」简单说,就是用别人已经用过的哏,这根本不可能得到炒冷饭以外的成果。

採访要访的不是「你知道很有趣的东西」,而是「好像很有趣的东西」。别人报导过的题材,你可以直接掌握到内容,但没人报导过的题材就不能「喏」一声展示给别人看了。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写成文章,但感觉似乎很有趣,所以就过去看看。採访就是这幺一回事,这种工作基本上跟会议格格不入。

说到底,会议也算是一种避险行为。大家一起做决定,就算失败了也可以把「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嘛」挂在嘴边。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集体迴避责任的制度。就在会议一个接一个开的过程中,哏的新鲜度也不断下降。

一路走来都靠自由接案的我认为,专业工作者不该採取「大家一起来」的做法,分摊掉责任是不行的。业务的意见和市场调查都无关紧要,编辑就该全力写出最好的报导、做出最棒的书送印,业务就该全力推广、销售。做不出好书,编辑要负责;任谁来看都觉得好的书如果不卖,业务要负责。我认为这就是专业人该有的觉悟,但我的看法也有过于天真的部分吧。

不过,应该也有很多人会担心自己的企画打不中读者喜好吧。我一开始也会。

比方说,在《BRUTUS》创刊的一九八○年代前半,纽约比现在野得多,但非常有趣。当时,艺术圈原本流行着难以理解的概念艺术,但新绘画运动从截然不同的源头冒了出来,蔚为风行。像凯斯.哈林(Keith Haring)、尚.米榭.巴斯奇亚(Jean-Michel Basquiat)等等,全都是在同一个时期浮上檯面的。

我一直都很喜欢当代艺术,但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学院训练,专业知识根本是零。不过跑纽约久了,和那些艺术家也成了朋友,越来越觉得当时的场景很有趣。那刚好是眼光锐利的艺廊开始推凯斯和巴斯奇亚的时期,他们的作品先前只被当作「涂鸦= 乱画= 违法行为」。

于是我採访了他们。然后呢,回到东京后为了写报导,我开始找各种参考资料,读《美术手帖》和《艺术新潮》,结果到处都没有刊载相关情报。

于是,我一开始当然会认为自己押错了,因为专家完全没提到他们。不过这种状况实在太常发生,久而久之我突然间就想通了:专家只是没实际去过那里,所以不知道罢了。他们有知识但没有行动力,所以无法知晓该领域正在形成的新潮流。另一方面,我虽然没有知识,但有行动力……或者说有经费(笑)。而且主管也从来不曾对我说:「去向专家确认文章内容有没有错。」现在回想起来,他认同我的部分并不是我对採访对象的客观评价,而是我身为採访者有多享受採访对象带给我的乐趣。后来就这样渐渐地,我不再信任专家说法,转而相信自己的眼光和感觉。对我来说,这是做杂誌的十年内最好的训练。

只能像那样自以为是地独力作业,所以失败的话会惨到极点,手忙脚乱地向旁人求援有时也来不及了。完全不想回顾的失败多得很,不过呢,哎,两个礼拜后下一期就要出了(当年《POPEYE》和《BRUTUS》都是双週刊),只能告诉自己:失败就靠下一期扳回一城吧,没别的办法了。然后硬撑下去。

前面提到,我没想太多,顺势就成了编辑。不过在《POPEYE》打工期间,我其实考虑过攻读研究所,继续研究美国文学。因此,当我赴美採访,在当地发现同时代年轻人喜欢的年轻作家时,都会兴奋地把他们写进报告中。可是教授们毫无反应。

也许现在也没什幺分别吧?当年大学的美国当代文学课堂上,「当代」指的是费兹杰罗和海明威他们。两人都老早就过世了啊……那种状况看久了,就会对学院的封闭性,或者说迟钝性、慢半拍感到极度厌烦。

于是我渐渐地不在乎学校,越来越觉得跑现场有趣。四年级交毕业论文的时期照样为了《POPEYE》跑到美国去採访,交不出东西,结果留级一年。隔年校方大概想替我留情面,决定让我毕业,但对我说:「我们是特别网开一面,所以你别参加毕业典礼。」我到现在都还没去拿毕业证书。哎,不过我也不想要啦。

并不是每次遇见真正新颖的事物时,心里都会突然迸出一句「太棒了!」。既然新,你当然没听过名字,也没见过,无法判断好坏。不过碰到的瞬间内心会骚动。

要斩钉截铁地说它「好」,当然会很不安。也许只有自己不知道它,也可能完全押错宝。

即使到了现在,我大部分的报导都还是怀着这种不安做出来的。(真的!)克服这种不安的方法之一,就是「拿花钱当作考虑基準」。

比方说,当我考虑做冷门画家的特辑时,只要问自己会不会想掏钱买对方的作品就行了,这样立刻就能判断自己是「喜欢到愿意花钱」或只是「觉得好像还不错所以想访看看」。养成习惯不要立刻上网搜寻,而是靠自己的头脑与内心感受进行判断,这也许是能培养自己的嗅觉,也最不费工夫的方法吧。

假设我和

事前查「Tabelog」决定好要去哪间店,或是先自己挑、先吃看看──总觉得人的工作方式也会随着这个指标分歧。因为每个领域都有类似「Tabelog」的系统。

美术也好、文学也好、音乐也好,在这些领域如果不试着自己开启新的一扇门,把他人的评价放一旁,就无法累积经验。反覆经历成功与失败,久而久之你看到觉得好的东西,就能断言它是好东西了,不管其他人看法如何。「逐渐增加段数,开始我行我素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

因为说到底,比起押错宝遭耻笑,想做的东西先被做走更令人不甘心、更讨厌吧。没这种想法的编辑还是转行比较好。

「New York Style Manual」特集(《BRUTUS》Magazine House,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号)©マガジンハウ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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